皇的尊重，但这一点，恰恰在刘旸这里成疑。毕竟，有的尊重，恰恰又需要用实际的权力与利益来体现。

　　对于刘昉，刘旸实则一直在观察、思考与试探，对他的感情也格外复杂，既爱其武略雄才，又忌其功高望重。当然，刘旸不至于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只是作为一个帝王，本能地会心里泛嘀咕。

　　同时，刘旸又在仔细地揣摩世祖皇帝最后一诏内容中，召刘昉回京的用意，这是尤其让他费解的。在没有考虑清楚此事前，刘旸是不会轻易下决定的。

　　当然，也不是一点方向都没有，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琢磨，刘旸也有一些猜测：世祖皇帝或许就是想让赵王刘昉回京辅助他。

　　在大汉帝国的统治体系中，皇帝无疑是根定海神针，但同时也需要功臣勋贵等栋梁，以及寺卿大臣等榱桷，在此基础上，还有皇室宗王作为擎天保驾的补充。

　　而在刘旸当政期间，宗室要在朝廷发挥出该承担的作用，仅靠年迈的徐王显然不够，刘暧则能力不足，数来数去，只有世祖皇帝精心培养的皇子们了。

　　依其晚年的一些安排，最初或许选择的是晋王刘晞，但天不遂人愿，刘晞染疾于吐蕃之事，不幸薨于成都，哀伤之余，不得不寻找一个替代人选，而这个人选，皇室之中，只有刘昉了。

　　皇室之中，擎天保驾之臣，就是世祖皇帝给赵王刘昉的定位。另一方面，为免一厢情愿，世祖又同时给刘昉赐封北庭国，用意便是，倘若刘旸觉得不需要刘昉这样一个角色，承担那样的责任，那就把他遣回封国

　　考虑得或许有些复杂，甚至也有些一厢情愿，但这是刘旸长久思考所得的答案，也是他更倾向的一种结果。

　　基于这个结论，那么又轮到刘旸做抉择了，而这个决定，似乎也不是那么好做的。一方面是对刘昉本能的忌惮，一方面心里也认同，朝廷、皇室需要有这么一个角色。

　　至少在年初“封国之议”的纷扰中，刘昉就协助处理得不错，最终能够从容平息风波，刘昉功不可没，这一点，换作任何一个其他人，都达不到刘昉出马的效果。

　　可以想见，在将来，在许多让刘旸为难的事务上，刘昉仍能发挥一些特殊且重要的作用，这又是刘旸内心希望的。

　　或许刘旸自己都没发现，从他登基以来，在许多超出他习惯的事务上，都表现出一种迟疑。这或许是还没有完全适应身份的转变，思想上仍残存着大量太子时代的保守与谨慎。

　　他的顾虑太多太重了，凡事三思而后行，自然值得提倡，但过犹不及，凡事都迟疑不决，同样不是什么好习惯，倘若不能及时警醒，那刘旸在治国决策上也只会越加挣扎。

　　远的不提，至少当下，至少在赵王刘昉之事上，刘旸还没个下定决心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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