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形势和国民政府对美国日益迫切的待援需求，一面必须努力化解弥漫在美国社会的孤立主义情绪，以大的诚意争取美国决策层和民众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无论是面对国内过高过急的工作要求和部分人士的无端责难，还是面对美国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冷漠和国务院某些官员的搪塞敷衍，胡适始终抱着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坚定信心，锲而不舍地开展各项具体外交工作。如果说忠于祖国、为国效力是驻外大使的基本义务，而胡适即使是在受到排挤的情况下，仍然尽职尽责做好工作，则实属难能可贵。

　　胡适在给夫人的信中谈到担任大使的感受时说，“我现在过的日子，也是苦日子。身体上的辛苦，精神上的痛苦，都不是好过的。”

　　物质上和身体上的苦，正如他在1938年给夫人的信中所言：“我到此已50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10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用。”

　　但对于胡适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苦。在国内当教授时，胡适“从不拜客，从不回拜客，从不请客”，更不用屈躬求人，上下解释，但现在为了苦难深重的祖国，身负国民政府的殷切期盼，不得不顶着国内政客的冷嘲热讽，面对美国政府和民间的淡漠而多方应酬。尽管自己心力交瘁，但很难得到急功近利的蒋介石政府的理解，还不时受到宋子文等人的处处排挤，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胡适曾经自嘲“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既表明了自己在工作困境中的无奈心情，也反映了他服从大局、义无返顾的责任意识

　　不过，这个“过河卒子”，很得美国舆情的支持。《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表示欢迎胡适担任驻美大使，说：“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又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和好关系更能增进。”

　　而日本对此却表现出惊骇的态度，以至迅速作出反应，调整外交人员，派出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右，以共同对付胡适。三人都是日本有名的外交家，其中的松冈洋右的英语，可谓一流，其演说可与胡适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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