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现代性的分化由此而产生。对于各个领域而言都要求着发展，文学场域也就从政治场和经济场中分化出来，并开始自己制定规则或者说制定自己的规则。寻根文学恰逢其时。对于许多人说到的“杭州会议”，有人认为：“联系当时的背景，这个时候‘清污运动已经平息，被批判的人道主义思潮和西方现代派文艺又开始在创作中慢慢复活，不过毕竟有了顾忌，活跃的现代主义因素需要寻找一件新外套来包装;同时，也确实，知青作家经过了四五年的成长，在文学潮流里开始崭露头角，要寻找更加能够表现自己特点的艺术道路。这两种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了第一批自觉艺术实践的青年作家。”陈思和：《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当时出现了贾平凹的笔记体作品《商州初录》（《钟山》1983年第5期），接着李杭育发表了“葛川江系列小说”的代表作《最后一个渔佬儿》（《小说月报》1983年第6期），张承志发表了《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阿城发表了《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郑万隆正在陆续创作一组取名为“异乡异闻”的系列小说，等等。而这些都和主流小说的审美趣味大不一样了。

　　在世界文化和文学及其格局下考察寻根文学（比如从西方文学背景及资源、自我与他者、民族性与普遍性问题、“原始主义”问题等角度），其诞生是一次提前突破，也可以说是中国优越的预演。一般认为，拉美文学爆炸和美国南方文学的兴盛是催生中国寻根文学的外在因素，实际上还有西方文化多元主义给中国文学，特别是寻根文学造成的冲击。美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出现了多元主义潮流，确立本土立场和民族价值观。在中国，80年代出现的民族本位立场是在现代性发展中多样现代性的一种体现，也是在西方后殖民观念下的自我突破。前者是世界普遍性的回缩，后者是民族个体性的前压，均指向冲破文化格局的努力，前者的效果已经显而易见，后者的效果已经消融在当前消费社会的文化混杂之中了。

　　三

　　我们可以从韩少功的理论观念与创作实践来进行个案分析。一般认为，韩少功首先是一位关注自我身份与自我存在价值的作家，其关注点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与个人主义思想的兴起有很大关系，他也关注民族的生存与自身文化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认同焦虑。

　　在韩少功的寻根文学宣言中，他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在韩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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